“在我国，现在有相当比例的产妇放弃自然分娩方式，选择剖宫产。我国每年有2000万名新生儿出生，这就意味着每年大约新增1000万名剖宫产儿，他们以非自然分娩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张为远教授如是说。

　　张为远说，剖宫产虽然是解决难产、缩短产程的最佳方式，但作为一种有创、非自然的手术方式，对新生儿的健康势必造成伤害。

　　对剖宫产的新生儿而言，剖宫产儿体内的免疫因子含量明显低于阴道分娩者，易患感染性疾病，而且死亡率高。由于缺乏自然产程中产道的挤压，剖宫产儿容易发生呼吸障碍，其发生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几率是阴道产儿的5倍。单根据孕周决定手术分娩时间，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医源性早产。此外，在手术中造成的产伤也并不少见，主要是皮肤切伤和骨折。从远期看，剖宫产对婴儿的脑功能、感知觉、神经系统发育等都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在出生后第7天—第14天，对新生儿的20项行为神经进行评分，剖宫产儿得分均低于自然分娩儿，虽然在第28天二者评分无明显差异，但剖宫产对婴幼儿神经系统的伤害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对产妇而言，在术中可能出现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子宫异常出血、脏器损伤、羊水栓塞等并发症，术后产褥病发病率和产褥期感染发生的几率也大大增加，而剖宫产术后子宫切除发生率为阴道分娩后的23倍。有分析表明，剖宫产对母亲产后15年的显著影响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性生活不适和盆腔炎。

　　与手术的风险相比，我国近年来剖宫产率的上升势头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剖宫产率还徘徊在5%左右。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大幅蹿升。近10年以来，我国剖宫产率普遍在50%—60%，现在个别医院的剖宫产率甚至达到了90%。而同期欧洲国家的剖宫产率则在15%左右。

　　原本用于处理少数高危妊娠的手术方式，如今在我国为何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

　　“社会因素是导致我国剖宫产率迅猛上升的主要原因。”江苏省人民医院妇产科王海琦教授说，作为剖宫产指征的社会因素是指产妇在临产前或产程经过中并没有难产迹象，但家属或患者本人提出剖宫产要求，或按社会习俗自选“好日子”让孩子出生。对分娩痛的恐惧心理以及对分娩生理过程、术后并发症的不了解导致很多产妇认为“切一刀”就万事大吉。

　　事实上，这“轻松一刀”可能给她们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王海琦说，以江苏省为例，1990年—2005年间全省死亡的产妇中，以社会因素作为手术指征的剖宫产死亡产妇比例从零上升到17.86%。另一方面，随着剖宫产率上升导致因手术死亡的人数比例也明显增加。1990年，江苏省剖宫产率在15%左右，手术诱致死亡率为5.93%。到了2005年，剖宫产率上升到40%，最高的达到65%，手术诱致死亡率攀升到29.78%。

　　“社会因素不应作为剖宫产的手术指征。剖宫产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选择的生产方式。”王海琦还提出，尊重病人的自主选择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剖宫产列入产妇分娩的自选方式中。分娩方式的选择应当是指产妇在仰卧位、蹲坐位、坐位、跪式、水下或镇痛分娩等自然分娩方式中选择自己认为最舒适、安全的方式。

　　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时的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凶险病症、拒绝为产妇实施剖宫手术所带来的潜在医疗风险、对产程进展估计缺乏经验、对手术后带给母婴健康的损伤考虑不足，也使得不少医生面对希望剖宫产的产妇及其家属时，乐得顺水推舟。和自然分娩的漫长煎熬比起来，耗时十几分钟的手术显然更节省精力和时间，也免去了许多麻烦。

　　王海琦认为，要降低剖宫产率，医务人员需要多在医患沟通上下工夫，让产妇及其家属充分了解剖宫产的利弊，而不是以偏概全，仅仅追求“切一刀”的简便快捷，却缺乏对手术风险的正确告知。“医患沟通应该从孕期体检开始，正常产妇孕期体检只需3次—4次，每次医生至少应与其交流20分钟—30分钟。只是简单几分钟的体检，说一句‘没事，很健康’不可能打消产妇心中的担忧和顾虑。通过全面介绍剖宫产对母婴健康的利弊、正常分娩的过程，教给她们自我保健的技能，有助于增强产妇自然分娩的信心。”

　　医护人员的安慰、鼓励也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告诉产妇每次宫缩时如何调节，为产妇按摩、推拿舒缓疼痛，解释产痛机制及非药物镇痛方式，取得产妇信任，让她们了解到有值得信赖的专业医护人员在身旁守护，自己是安全的，她们也就更愿意选择自然分娩。

　　“当然，取得产妇及其家属的信任，医务人员必须能够准确识别分娩期的高危因素，及时采取有效对策，不能降低了剖宫产率，而新生儿窒息、死亡率却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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