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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幼儿园太贵了，老百姓根本上不起。”2007年11月1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儿童早期发展论坛上，一位参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说。与会代表与政协委员纷纷表示，动辄每个月数千元的收费，很多工薪阶层无法承担如此昂贵的幼儿教育。

　　此次由教育部、卫生部、科技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处及全国妇联主办的论坛旨在讨论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政策上进一步重视，然而很多嘉宾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私立幼儿教育的问题，论坛上发出的强烈信号是要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规范，收费问题成为首当其冲的焦点。

　　“私立幼儿园贵着呢”

　　11月28日，记者从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坐小三轮车到北京世纪贝贝幼儿园。很显然，这个幼儿园在这一带很有名气，骑三轮车的大爷告诉记者，“那个幼儿园可贵着呢。”

　　记者后来了解到，世纪贝贝幼儿园每个月收费2500元左右。其办学者表示，这种收费水平在北京的私立幼儿园中只能算是中等;而在2005年他们接手这家幼儿园之前，这家幼儿园在“没有任何教育特色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每个月的收费仍然可以高达2900元。世纪贝贝在望京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国际园，主要为在京国外人士和海归人士的孩子提供服务，每个月的收费是1000美元。

　　在民办幼儿园中每个月收费2000元并不奇怪，北京汇佳幼儿园的收费最高的一年可以达到6万元。金色摇篮幼儿教育机构培训部负责人陈一彬告诉记者，金色摇篮下属的幼儿园每个月的收费达到4000~5000元。见记者表示惊讶，陈一彬说，金色摇篮的收费还不算最贵的，在东直门附近某幼儿园的收费高达每个月1.5万元。

　　与此相应的是，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支基本情况”显示，中国2006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人民币，平均月收入为980元左右;北京市城镇居民2006年10月人均收入为1878.32元。

　　据业内人士解释，私立幼儿园价格如此之高的原因主要有几种:一是成本高。金色摇篮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北四环的一个小区内，幼儿园的房屋年租金达到117万元，还不包括水电费，光是房租摊到每个学生头上就需要1000多元。民办幼儿园由于缺少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需要自负盈亏，在房租等成本高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提高收费以实现收支平衡。

　　第二个原因来自行业的恶性竞争。有些幼儿园盲目攀比学校的硬件设备，满足家长的视觉需要;或者盲目引进某种所谓的教学特色和教具，但是很多的时候引进的都是表象而不是精髓，并不能真正带来教育质量的提高。而这些非理性的投入都大大加剧了教学的成本，从而使得幼儿园不得不通过提高收费来维持学校运转。

　　三是缺乏相应的优惠政策。“我们做的是公益性的教育事业，但是很多的时候政府却把我们当成赚钱的纯粹的商业活动。”例如，学校的用水、用电完全按照商业的标准。“在小区内，孩子们在家喝的水只需要5块多钱一吨，到了幼儿园喝的水的价格就变成7块多钱一吨的了。”一位办学者开玩笑地说。

　　收费居高不下，在办学者看来纯粹是市场行为，在部分政府和学者看来却充满着扰乱行业健康发展的隐患。不同声音的背后，却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博弈。

　　政府和市场之争

　　为了做好民办园的收费管理和规范工作，张家口出台政策，要求民办园的收费与公办园一致。此举被指“将民办幼儿教育置于死地”。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办幼儿园，对幼儿教育的发展势必是一场劫难。“让幼儿园接受市场的洗礼，让他们自生自灭，是一件好事。”

　　一般而言，一个行业的规范有三种力量:一是法律法规，二是来自社会中介组织如行业组织的自律与监督，三是来自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北京金色摇篮幼儿教育机构培训部主任陈一彬告诉记者，一些多次热心于行业政策诉求的机构，到最后发现关于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说了也白说”，改变现状的勇气和热情从“一鼓作气”到“再而衰，三而竭”，转而闷头做自己的事情，因为“质量才是根本”。

　　北京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源曾经牵头制定一个民办教育的行规，但是面临着资金不足、成员发动不够、权威性受质疑及政府认可度不足等原因而流产。专业组织的缺失使得这场价格之争引发的民办幼儿园规范问题成为民办幼儿教育界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博弈。

　　对于更多民间的办学者来说，“只见规范不见扶持”未免使他们心理不平衡。某些教育管理者认为民办教育机构就是为了赚钱的固化的思维模式也让一些致力于幼儿教育事业的办学者心寒。东方之星幼儿教育机构总裁杨文泽告诉记者，重庆一名下岗女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一个只有100平方米的简陋幼儿园变成了8000多平方米的幼儿教育连锁机构，解决了上千名幼儿的教育问题，却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我们为孩子们做了那么多事情，政府官员见到我们时就算不感谢，也不应该是冷冰冰的面孔啊。”

　　一些办学者向记者抱怨，不仅仅是政府，就连一些幼儿教育领域的学者对于民办幼儿教育也采取了一味排斥的态度。“很多[!--empirenews.page--]专家都只研究传统的‘五大领域’内的东西，把别的研究和实践都当作歪门邪道，一概不理睬”，“他们就认为我们是在赚钱，在误人子弟，一点也没有看到民办幼儿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不要别的，只要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北京世纪贝贝幼儿园董事长原雪琴说。

　　有意思的是，当记者电话采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有关领导时，对方表示没有感到哪个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对政府管理和规范有抵触情绪，“《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规定了政府要鼓励和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谁也不敢说不扶持。”

　　教育部有关领导表示，教育部很重视幼儿教育工作，早在2006年底，教育部便委托相关人士征求关于幼儿教育管理细则的意见，但文件至今仍在讨论中。“这正说明了民办幼儿教育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北京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园长朱敏说。

　　政府方面对于幼儿教育方面的工作表示了谨慎的态度。“现在来谈幼儿教育工作条件还不成熟。”湖北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张维春说。实际上，政府对于民办幼儿教育的管理也有难处:一是经验不足，二是人手不够。朱敏对此表示理解，“中国的幼儿教育机构那么多，但是教育部主管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而且还没有编制。这也不完全是态度问题，问题是这么多工作他怎么做啊，他能做的十分有限。”

　　不仅仅是收费的问题

　　幼儿教育被视为“中国教育市场的最后一块蛋糕”。

　　记者到北京世纪贝贝幼儿园采访的当天，巧遇来该园进行项目考察的某外国投资机构中国市场负责人。该负责人认为，按照国外的经验，教育的中间(中小学教育)实行的是免费教育政策，而两头(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则实行收费政策，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幼儿教育市场仍然有着可观的市场空间。此外，有无数的投资机构瞄准了2007年的“金猪宝宝”和2008年的“奥运宝宝”为开始并可能持续十年的中国新一轮的婴儿潮。

　　在湖北，有超过一半的儿童在民办幼儿园上学。湖北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人明确表示，现阶段政府不可能全部负担其所有适龄儿童的幼儿教育问题。广东教育学院教授张铁明称，至今全国仍有40%～50%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因此国家现在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如何使越来越多的儿童有机会接受早期教育上，而不是约束和控制民间力量举办幼儿教育。民间的力量很是需要。

　　“在国家暂时没有足够多的力量的时候，如何做好民办幼儿园扶持和规范的工作，既不打击大家办学的积极性，又要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仍然是一个大课题。”河南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叶平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