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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本报见习记者柳森

　　●嘉宾：屈智勇（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组成员、发展心理学博士）

　　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柳森：当前，民间收养地震孤儿的热情高涨，人们纷纷致电各地民政部门询问收养事宜；报名收养“地震孤儿”的帖子也遍布各大网站、论坛……聚焦的一个话题是：仅凭爱心和热情是养不好孤儿的，也许在收养之前，我们需要更多地俯下身来关注孩子们内心的感受和需要。屈博士现在正作为志愿者在灾区第一线参与儿童援助，孩子们现在的情况如何？

　　屈智勇：就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具体情况，孩子们大多相当坚强、阳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通过画画、读书、和伙伴交流等排遣内心的不平静；也许他们还没有从突发的变故中反应过来。而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无法主观臆断的，需要我们持续、积极地跟进沟通，给予他们更持久的关爱和帮助。

　　眼下，孩子们往往面临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活环境和习惯被打乱、需要重新调整的问题。大多数孩子会要求尽快回到他们所信任的亲人、老师、伙伴们身边，找回原有的生活轨迹，在互相扶持中重拾信心。相对来说，震后致残儿童的心理问题最为棘手，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且要同时面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改变，这对于儿童脆弱的心理是很难承受的。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柳森：现在有很多爱心人士提出了希望收养“地震孤儿”的意愿，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二位认为哪些提醒是需要注意的？

　　屈智勇：收养地震孤儿这个事情急不得。且先不谈孤儿收养一定要等民政部门完成身份确认后才能依法进行，根据我们整个儿童援助团队的研究，孩子在遭遇巨大变故、重建“社区网络”的过程中，往往可能会产生不适应、不接受的反应，或者容易在心理上与外界产生隔阂，这需要积极、适度的心理干预，或者借由时间的力量来缓释。因此，如果要考虑收养，首先应当确保孩子本身已经做好接受新家庭的准备。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尤其是对于将带到异地生活、已经具备了一定认知能力的孤儿，应尽可能给予其独立空间，允许他/她回忆过去，谈论过往的生活、亲人、朋友。如果孩子有需要，应当允许其与亲属、朋友保持联络。这种与过往保持连结的内心需要，往往会给孩子们一种踏实的安全感。

　　唐钧：爱心和感动之后，需要更多的责任担当。建议所有有意愿的收养人、收养家庭都先冷静地问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好足够的准备：是否准备好迎接他/她的一切优点或缺点，迎接可能存在的文化隔阂、沟通困难？如果是收养年龄相对较大的孩子，是否能够包容孩子陌生的口音、原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如果是因地震而肢体残缺或者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孩子，愿不愿意陪伴他/她共度患难，给他/她无穷的信心和勇气，一起去面对未来种种可能存在的病痛的折磨、生活上的不便，甚至是世俗的眼光？

　　柳森：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建立起了这样一套机制，能够尽可能地帮助孩子们找到最合适的收养家庭？

　　唐钧：这些年，很多福利机构已经开始尝试设立收养申请综合评估机制和收养后定期跟踪回访机制，即在法定资质要件的认定之外，收养人是否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经济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婚姻家庭关系、住宅条件，收养双方之间能否建立起一个和睦、融洽的关系，都是最基本的考察内容。

　　具体到此次“地震孤儿”的收养，考虑到一些孩子在肢体上、心理上受到的创伤，我认为，一方面，民政部门要普遍地实行这样一种综合评估、跟踪回访机制，并尽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确保被送养的孩子各方面的权益都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对收养家庭提出更严格的资质要求，比如针对一些在生活上和身体上需要特别护理的孤残儿童，应倾向于让有一定的专业医疗技术、护理技能、心理援助资质的家庭来收养，让孩子获得更好的照料。

　　为了帮助收养家庭消除后顾之忧，政府可以考虑制定一些鼓励措施，针对收养家庭下一步在孤儿的户口迁移、入学、社会保障衔接到位等等方面可能遇到的现实障碍或者具体困难，提前做好预案、尽早拿出对策。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以公开招投标、购买服务的方式设立专门面向地震孤儿、孤残儿童的社会服务机构，发动具备专业素养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持续的学业、心理辅导，为收养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方面的培训、帮助受灾家庭解决养育孩子过程中的难题。

　　企业、民间公益组织则可以考虑在建立孤儿救助安置基金之外，选择成立“儿童后援会”等更为具体的帮扶方式，有计划地与需要帮助的家庭、儿童定向结对。除了在物质上进行资助，同时也要在精神上给予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