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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本哈根有一条街，这街有一个奇特的名字“赫斯肯街”。为什么它叫这么个名字，它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德文。但是人们在这里委屈德文了；应该读成HaAuschen，意思是：小屋子①；这儿的这些小屋，在当时以及许多年来，都和木棚子差不多大，大概就像我们在集市上搭的那些棚子一样。是的；诚然是大一点，有窗子，但是窗框里镶的却是牛角片，或者尿泡皮。因为当时把所有的屋子都镶上玻璃窗是太贵了一点，不过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连曾祖父的曾祖父在讲到它的时候，也都称它为：从前；已经几百年了。

　　不来梅和吕贝克②的富商们在哥本哈根经商；他们自己不来，而是派小厮来。这些小厮们住在“小屋街”的木棚里，销售啤酒和调味品。德国啤酒真是好喝极了，种类很多很多。不来梅的，普鲁星的，埃姆斯的啤酒——是啊，还有不伦瑞克的烈啤酒。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调味品，譬如说番红花，茴芹、姜，特别是胡椒；是啊，这一点是这里最有意义的。就因为这个，在丹麦的这些德国小厮得了一个名字：胡椒汉子。这些小厮必须回老家，在这边不能结婚，这是约定他们必须遵守的条件。他们当中许多已经很老，他们得自己照管自己，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扑灭他们自己的火，如果说还有火可言的话。有一些成了孤孤单单的老光棍，思想奇特，习惯怪僻。大伙儿把他们这种到了相当年纪没有结婚的男人叫做胡椒汉子。对这一切必须有所了解，才能明白这个故事。

　　大伙儿和胡椒汉子开玩笑，说他应该戴上一顶睡帽，躺下睡觉时，把它拉下遮住眼：

　　砍哟砍哟把柴砍，

　　唉，可怜可怜的光棍汉，——

　　戴顶睡帽爬上床，

　　还得自个儿把烛点！——

　　是啊，大伙儿就是这么唱他们！大伙儿开胡椒汉子和他的睡帽的玩笑，——正是因为大伙儿对他和他的睡帽知道得太少，——唉，那睡帽谁也不该有！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啊，听着！

　　在小屋街那边，早年时候，街道上没有铺上石块，人们高一脚低一脚尽踩在坑里，就像在破烂的坑洞道上走似的。那儿又很窄，住在那里的人站着的时候真是肩挨着肩，和街对面住的人靠得这么近。在夏日的时候，布遮蓬常常从这边住家搭到对面住家那边去，其间尽弥漫着胡椒味、番红花味、姜味。站在柜台后面的没有几个是年轻小伙子，不，大多数是些老家伙。他们完全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戴着假发、睡帽，穿着紧裤管的裤子，穿着背心，外衣的一排扣子颗颗扣得整整齐齐。不是的，那是曾祖父的曾祖父的穿着，人家是那样画的，胡椒汉子花不起钱找人画像。要是有一幅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站在柜台后面，或者在圣节的日子悠闲地走向教堂时的那副样子的画像，那倒真值得收藏起来。帽沿很宽，帽顶则很高，那些最年轻的小伙子还在自己的帽沿上插上一根羽毛；毛料衬衣被一副熨平贴着的麻料硬领遮着，上身紧紧地，扣子都全扣齐了，大氅松宽地罩在上面；裤管口塞在宽口鞋里，因为他们是不穿袜子的。腰带上挂着食品刀和钥匙，是的，那里甚至还吊着一把大刀子以保卫自己，那些年代它是常用得着的。老安东，小屋那边最老的一位胡椒汉子在喜庆的日子正是这样穿着打扮的。只不过他没有那高顶帽，而是戴着一顶便帽。便帽下有一顶针织的小帽，地地道道的睡帽。他对这睡帽很习惯了，总是戴着它，他有两顶这样的帽子。正是该画他这样的人。他身材瘦得像根杆子，嘴角、眼角全是皱纹。手指和手指节都很长；眉毛灰蓬蓬的，活像两片矮丛；左眼上方耷拉着一撮头发，当然说不上漂亮，但是却让他非常容易辨认。大伙儿知道他是从不来梅来的，然而，他又不真是那个地方的人，他的东家住在那里。他自己是图林根人，是从艾森纳赫城来的，紧挨着瓦尔特堡。这个地方老安东不太谈到，可是他更加惦念这个地方。

　　街上的老家伙并不常聚在一起，呆在各自的铺子里。铺子在傍晚便早早地关了门，看去很黑，只是从棚顶那很小的牛角片窗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在屋子里，那老光棍经常是坐在自己的床上，拿着他的德文赞美诗集，轻轻唱着他的晚祷赞美诗。有时他在屋里东翻翻西找找一直折腾到深夜，根本谈不上有趣。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是很辛酸的！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除非你妨碍了别人。

　　在外面，夜漆黑一片又下着大雨小雨的时候，那一带可真是昏暗荒凉。除去街头画在墙上的圣母像前挂着那唯一的一小盏灯外，别的光一点看不到。街的另一头朝着斯洛特霍尔姆③，那边不远处，可以听见水着实地冲刷着木水闸。这样的夜是漫长寂寞的，要是你不找点事干的话：把东西装了起来再拿将出去，收拾收拾小屋，或者擦擦称东西用的秤，可这又不是每天都必须做的，于是便再干点别的。老安东就是这样，他自己缝自己的衣服，补自己的鞋子。待到他终于躺到床上的时候，他便习惯地戴上他的睡帽，把它拽得更朝下一些。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把它拉上去，看看烛火是不是完全熄了。他用手摸摸，捏一下烛芯，然后他又躺下，翻朝另一边，又把睡帽拉下来。但往往又想着：不知那小火炉里的煤是不是每一块都燃尽了，是不是都完全弄灭了，一点小小的火星，也可能会燃起来酿成大祸。于是他又爬起来，爬下梯子，那还称不上是楼梯，他走到火炉那里，看不到火星，便又转身回去。然而常常他只转了一半，自己又弄不清门上的铁栓是不是拴好了，窗子是不是插好了；是啊，他又得用他的瘦弱的腿走下来。爬回床上的时候，他冷得发抖，牙直哆嗦，因为寒气这东西是在知道自己快无法肆虐的时候才特别猖狂起来的。他用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睡帽拉得死死盖住眼睛。这时候，一天的生意买卖和艰难苦楚的念头全没有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什么爽心的事，因为这时候又会想起了许多往事。去放窗帘，窗帘上有时别着缝衣针，一下子又被这针扎着；噢！他会叫起来。针扎进肉里痛得要命，于是便会眼泪汪汪。老安东也常常挨扎，双眼里是大颗大颗的热泪，粒粒像最明亮的珍珠。泪落到了被子上，有时落到了地上，那声音就好像一根痛苦的弦断了，很刺心。泪当然会干的，它们燃烧发展为火焰。但是它们便为他照亮了自己一幅生活图像，这图像从来没有从他的心中消失掉；于是他用睡帽擦干眼泪。是啊，泪碎了，图像也碎了，可是引起这图像的缘由却还在，没有消失，它藏在他的心中。图像并不如现实那样，出现的往往是最令人痛苦的一幕，那些令人痛苦的快事也被照亮，也正是这些撒下了最深的阴影。

　　“丹麦的山毛榉林真美！”人们这么说。可是对安东来说，瓦特堡一带的山毛榉林却更美一些。在他看来，那山崖石块上垂悬着爬藤的雄伟的骑士宫堡附近的老橡树，更宏大更威严一些。那边的苹果花比丹麦的要更香一些；他现在都还可以触摸、感觉到：一颗泪滚了出来，声音清脆、光泽明亮。他清楚地看到里面有两个小孩，一个男孩和一个小姑娘，在玩耍。男孩的脸红彤彤，头发卷曲金黄，眼睛是蓝的，很诚挚，那是富有的商贩的儿子，小安东，他自己。小姑娘长着棕色眼睛和黑头发，她看去很勇敢，又聪明，那是市长的女儿，莫莉。他们两人在玩一个苹果，他们在摇晃那只苹果，要听里面的核子的声音。他们把苹果割成两半，每人得了一块，他们把里面的籽各分一份，把籽都吃掉，只留了一粒，小姑娘认为应该把它埋在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