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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梓，两人分手了。她和她的使女搬到了老庄子里——她出生和被抚养大的地方。她的温柔而虔诚的母亲就在教堂的墓地中安息。庄园里住着一位年老的看庄人，他是这儿唯一的人。房子里挂着蜘蛛网，布满了厚厚的灰尘，显得很暗。花园成了荒园，葎草和旋花在树木和灌木丛之间交织成网，荨麻和毒参长得又高又粗。“血山毛榉”被别的树挡住，见不到一点阳光；它的叶子现在已经变成绿色，和普通树一样，那份荣耀已经丧失了。数不清的白嘴鸦、乌鸦和寒鸦在高大的栗子树上飞来飞去，一通喊叫，好像有重要的消息要互相通报：她又回到这里来了，曾叫人偷它们的蛋和孩子的那个女孩又回来了。那个亲手偷东西的贼现在在爬一棵没有叶子的树。——高高地坐在桅杆上，他要是不听话，绳索便会结结实实地抽在他身上。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牧师讲的。他翻阅书籍和札记，把它们整理一番，抽屉里还藏着许多许多的手稿。

　　“世界上的事都总有兴衰！”他说，“听起来很稀奇！”——我们想听玛莉亚·格鲁伯的遭遇，不过也没有忘记看鸡人格瑞得。她坐在我们时代的漂亮的鸡屋里，玛莉亚·格鲁伯则在她那个时代生活在这里，不过她的心思和老看鸡人格瑞得却不一样。

　　冬天过去了，春天、夏天过去了，萧瑟多风的秋天来到了，刮来了潮湿和寒冷的海雾。庄子里的生活很孤独，令人厌倦。

　　后来，玛莉亚·格鲁伯拿起了枪，跑到了矮草丛生的荒地里打野兔、打狐狸，碰到什么鸟便打什么鸟。在那边，她不止一次遇到诺尔贝克出身高贵的帕勒·杜尔先生，他也带着枪和猎犬。他的身材高大，长得很魁梧，他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他总要炫耀这点。他可以和菲因岛上伊尔斯考庄园已经过世的勃洛肯胡斯先生比一比，这位勃洛肯胡斯先生的力量在当时还被传为美谈呢。——帕勒·杜尔先生模仿他，让人在自己的庄园的大门上拴上一条链子，锁着一条猎狗，他打完猎回家，便要拉住链子，扯得马从地上立起来，然后吹起号角。

　　“请您自己来看一看吧，玛莉亚夫人！”他说道。“诺尔贝克的空气是十分新鲜的！”

　　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去了他的庄园，札记上没有写。不过，在诺尔贝克教堂的蜡烛台上写着这样的话，说这些烛台是诺尔贝克霍维兹戈的帕勒·杜尔和玛莉亚·格鲁伯赠送的。帕勒·杜尔有着魁梧的身材，强壮有力。他喝起酒来像块吸水的海绵，是一只装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像一窝猪。他的脸上看上去又红又肿。

　　“蠢家伙，笨家伙！”帕勒·杜尔夫人——格鲁伯先生的女儿这么说。没有多久她便厌烦了那种生活，但这并不能使生活好起来。

　　有一天餐桌摆好了，饭菜也凉了，帕勒·杜尔猎狐狸去了，夫人也不见踪影。——帕勒·杜尔半夜回到家里，但杜尔夫人没有回来，第二天早晨也没有回来。她从诺尔贝克走了，既不打个招呼，也不告辞，就骑马走了。

　　那天灰暗、潮湿，风很凉，她的头上飞过一群呱呱叫的黑鸟，它们不像她那样无家可归。

　　她先往南走，一直接近了德国的边界。她用两只嵌着宝石的戒指换了钱，又往东走去，接着又折回向西边走去。她漫无目的，对一切都十分恼怒，连对上帝她也感到生气，她的心情就是这么坏。没过多久，她的体力耗尽了，连抬脚都很困难。她倒在了草地上，一只土凫从巢里飞出来，这只鸟像平常那样叫喊起来：“你这个贼，你这个贼！”她从来没有偷过邻居的东西。不过，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让别人从窝里掏过小鸟；现在她想起了这件事。

　　她从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边住着渔民，可是她没力气到那边，她病得很厉害。白色的大海鸥在她的头上飞着、叫喊着、就像在家乡花园上空飞过的白嘴鸦、乌鸦和寒鸦的叫声。鸟儿飞得离她很近，最后她觉得它们变成了黑团。不过，这时她的眼前已经是黑夜了。

　　待到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她被人抱了起来，一个魁梧健壮的男子用胳臂把她托住。她望着他那满是胡子的脸，他的一只眼上有一个疤痕，眉毛就像是被分成两半。他把她抱上了船——她就这么可怜。在船上，他被船主责备了一番。第二天船开走了，玛莉亚·格鲁伯没有回到岸上；就是说，她随船去了。不过谁知道她会不会回来呢？是啊，但在什么时候回到那里呢？

　　关于这些牧师也能够讲上一番，但这不是他自己拼凑起来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古书上读到这一段奇特的经历的。这本书我们可以自己去取来读的。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兹维·霍尔格③写下了许多值得一读的书和有趣的戏剧，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他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他在他的信中讲到了玛莉亚·格鲁伯，讲到他在哪里、是如何遇到她的。这是很值得一听的，可是不要为此而忘记了看鸡人格瑞得，她在这讲究的鸡屋里生活得很惬意。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肆虐着，那是1711年④。丹麦王后动身回到她的德国娘家，国王离开了国家的首都，凡是能跑掉的人都跑掉了。大学生们尽管能免费住宿膳食，也都逃出了城。学生之中的一位，留在皇家学生宿舍所谓的“波克学舍”⑤的最后一位也离开了。那是清晨两点钟，他带上他的行囊，行囊里装的书和笔记远比衣服还多，城里弥漫着粘湿的雾。他走过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屋门、大门上尽画着叉，表示里面不是有人染上了鼠疫，便是人已经死光。从“圆塔”到王宫的那条“商人街”也空无一人。这时一辆很大的运载尸体的马车隆隆地驶了过去。马车夫挥舞着鞭子，马儿飞奔着，车上都是尸体。年轻大学生用手捂住了脸，拼命地闻着酒精，这酒精是他用一块海绵蘸上装在一个小铜匣子里的。从街上的一个酒馆里传来了一阵嘈杂的闹声、歌声和令人听了很不舒服的笑声，这些人用饮酒消磨长夜，想忘却死亡已经来到了门前，就要把他们装上运尸车陪伴尸体。大学生匆匆跑上王宫前的那座桥，水上停着几只小船，其中的一只正解缆要离开这个瘟疫流行的城市。

　　“若是上帝还让我们活下去，而我们又碰上顺风的话，我们要驶向法尔斯特⑥的格陵松去！”船主问这位想搭船的大学生叫什么名字。

　　“路兹维·霍尔格。”大学生说道。那时这个名字和其他任何名字一样，而现在是丹麦最值得骄傲的名字之一，那时他只不过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年轻学生。

　　船从王宫前驶过，当它驶进宽阔的水面时，天还没有亮。一阵轻风吹过，船帆鼓了起来。那位年轻学生脸朝向清风坠入了睡乡，这正是最不可取的事。

　　第三天早晨，船已停泊在法尔斯特岛外。

　　“你们在这儿认识什么人可以让我少花点钱住下吗？”霍尔格问船长。

　　“我想你可以到波尔胡瑟摆渡妇人那里去，”他说道。“要是你很懂礼貌的话，她的名字是索昂·索昂森·默勒妈妈！不过，她可能很粗暴，如果你对她太好了的话！她的男人因为行为越轨被捕了，她自己在摆渡，她的拳头可有劲儿呢！”大学生背起了行囊来到了渡口小屋。屋门没有上锁，门闩是打开的。他走进一间铺了地砖的屋子。这里有一条宽凳，上面有一床皮褥子，这要算是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了。宽凳上拴着一只白母鸡，旁边有几只小鸡。鸡把水盆打翻了，水流得满地都是。这里没有人，隔壁房间里也没有人，只有一个摇篮，里面有一个婴儿。渡船回来了，上面只坐着一个人，是男是女很难说。那人披着一件很大的披风，头上戴着一顶口袋似的大帽子。船靠岸了。

　　来人是一位妇女，她走进屋子。当她直起腰来的时候，她的样子很体面，黑眉毛下长着一双很有神采的眼睛。她就是索昂妈妈，摆渡的妇人：白嘴鸦、乌鸦和寒鸦会叫她另外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

　　看上去她很忧郁，而且不喜欢说话，不过她说的话总够表示出她的允诺了：如果哥本哈根的疫情无好转，大学生可以在这里长期住下去，在她这里搭伙。

　　时常有一两个很像样的人从附近的镇子来这里。来的人有做刀子的弗朗斯，有好管闲事的西沃尔，他们在渡口的屋子里喝上一札啤酒，还和大学生讨论问题。大学生是一位能干的年轻人，懂自己的专业，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学希腊文和拉丁文，熟悉那方面的知识。

　　“一个人懂得的东西越少，受到的压力就越小！”索昂妈妈说道。

　　“你的日子可真艰难！”霍尔格说道。一天，她用很浓的碱水刷衣服，还自己动手劈树疙瘩当柴烧。

　　“别管我的事！”她回答道。

　　“你从小就这样操劳吗？”

　　“你看看我的手就知道了！”她说道，同时让他看她那两只细小、粗糙而强壮的手，指甲都磨秃了。“你不是有什么都能看懂的本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