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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教育部长周济被免职另用与北京大学确定39所中学校长具有“实名推荐权”，再次将“教育”推向风口浪尖，就事论事，意义有限，如果以此为机将十余年提倡“素质教育”引发的“教改”略作反思，当更有意义。

　　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化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其它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

　　中国教育问题多多，尤其是“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加严重，以至“群情激愤”。但细读这些满含激愤的口诛笔伐，却使人感到多数文章冷静、理性的分析相对不足。“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大于“供”，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家庭出身、家长的权力、本人的表现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完全作为一种产业；甚至可以抽签，如现在一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在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弊病。“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往往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这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大学、中学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下，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现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此外，据最新报道：“自从担任武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陈昭方每年都为自己的亲朋好友、省、市官员本人或子弟报考武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走后门，违反原则批条子或亲自找有关人员联系(指示)，降低分数录取或免试，他个人则捞取经济上、政治上的好处。”这只是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

　　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如果实行“教育产业化”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困家庭子女能凭高分免费或少花费享受优质教育、高等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受教育者一种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化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应当承认考试制度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还应当承认目前仍无更好的制度能取而代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