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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名演员，她是名女人，她是女儿也是母亲，曾经她还是姥爷的外孙女。她是蒋雯丽。

　　演而优则导。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数易其稿，蒋雯丽完成了一个剧本。内容以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姥爷相依为命的感人故事，记录了一个女孩的成长。

　　而这对祖孙的“模本”正是蒋雯丽和她的姥爷。这个电影最终定名《我们天上见》。蒋雯丽称写剧本时每完成一稿，她都会取一个名字，比如《伞》、《兰草》等。

　　蒋雯丽出生在鱼米之乡的安徽蚌埠，这个南方小城多雨，所以生活中离不开伞。而且在她眼里，童年里姥爷的呵护就像是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蒋雯丽对童年和姥爷住的小院印象深刻，因为院子里，姥爷种了很多花草。这次拍电影，蒋雯丽把姥爷的小院“搬”到了淮南，因为原来姥爷的家已搬迁了，没了本来的面貌。

　　电影中，蒋雯丽把姥爷的生活环境“还原”了，还还原了姥爷的人。在蒋雯丽眼里，电影中的“姥爷”朱旭与自己的姥爷很像，所以她在写剧本之初，脑海里呈现的形象就是朱旭老师。“姥爷没有朱旭老师那么高，文化内涵也不及朱旭老师。但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很像——心态平和、热爱生活，乐善好施。”

　　2009年，是蒋雯丽的姥爷去世30周年，能在这时完成这部电影，圆了蒋雯丽一个心愿。而这部电影被朱旭老师视为封镜之作，也非同寻常。

　　前不久，在澳门国际电影节上，蒋雯丽凭借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荣膺最佳导演，朱旭获得最佳男主角。为这部电影的双重意义锦上添花。

　　目前，《我们天上见》已确定在清明节公映。清明时节雨纷纷，为这部如“水彩画般美丽的电影”营造了一种别有的意境。

　　蒋雯丽说姥爷的一生是很传奇，他是1886年生人，1979年去世，终年93岁。他是中国第一代火车司机。“在我妈妈很小的时候，我的姥姥就去世了。姥爷本来有四个孩子，但是有三个孩子都不幸夭折。”

　　蒋雯丽的父母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爸爸在新疆，妈妈在蚌埠。“为了照顾姥爷，我妈妈和爸爸两地分居15年，那时候爸爸每年只能回来一次，我觉得我妈妈这个举动非常了不起，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

　　拍这个电影时，蒋雯丽还特别邀请父母客串演出，更多的是给那段生活一个特别的纪念。

　　电影中的两个小女孩（童年和少年）都是蒋雯丽在安徽挑选的，电影里的姥爷和小女孩说的是蚌埠话。

　　乡音乡情，蒋雯丽都通过这部电影呈现出来。我们天上见——在她的内心深处，姥爷从未曾离开。

　　戏里，蒋雯丽以一个导演的视角，细腻呈现了一种至真的亲情。戏外，蒋雯丽以一个女性的情怀，追忆了与姥爷在一起的难忘时光。戏里戏外，情真意切。

　　采访中，我们为蒋雯丽的倾情讲述，深深感染着。那一刻，我们更愿意做个倾听者，而非采访者。此时，我觉得我们转述的语言是苍白的无力的，为了让不在现场的你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浓浓的亲情。我用第一人称，还原了一个女孩的视角，一个女人的亲情印记，一个明星的寻常情怀。

　　姥爷去世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的童年结束了

　　我自出生起就跟在姥爷身边，一直到姥爷去世。姥爷去世时93岁，我那时12岁。12年来，我都是跟姥爷在一起睡，有时候妈妈想让我陪她一会，但是，睡到半夜我还是会回到姥爷房间。

　　妈妈之所以让姥爷带我，是因为她工作很忙，还要三班倒，所以经常不在家。印象中除非是妈妈请病假了，我才能在家看到她。

　　小的时候我没上几天幼儿图，妈妈送我去时，我就一直哭，从早哭到晚，别的小孩通常哭一会儿就好了。姥爷很不忍心，怕我哭坏了，说还是他来带我。我有两个姐姐，他都没有带过。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幸福地呆在姥爷身边。

　　年龄稍大一些，妈妈让我去业余体校学体操，每天练习几个小时。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小孩都会学一门特长，妈妈觉得我很瘦弱，爱生病，正好我们邻居的亲戚是体操房的教练，所以我就跟着她去了体操房。

　　其实，我的身体条件并不适合练体操，个子比较高。老师当时跟我说，你将来要长大个的，我听了还挺高兴，觉得老师在夸我，其实老师的意思是我根本不该学这个。第一天，是姥爷送我去的体操房，练功的时候，老师一把把我拉过去，然后用力分开我的腿，让我压腿……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压过腿的小孩来说，我当时疼的天昏地暗。

　　记得，姥爷看到这个场景之后，扭身就走了，后来他跟我说他流泪了。这个场景，我放到了电影中。

　　葛优是这一届澳门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因为他正在拍摄电影《让子弹飞》，所以他是在片场看的这部电影的碟。电影节结束后，我碰到他，他说有一个画面特别触动他，就是朱旭老师演的姥爷在帮外孙女编辫子……他说看到这个画面他的眼泪不由主流下来，这样的事本是妈妈做的，没想到却是姥爷做……

　　小时候，我还特别爱听姥爷讲故事。晚上，繁星满天，我躺在竹床上，姥爷就给我讲银河的来历，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当时我觉得牛郎织女特别可怜，一年只能见一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