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起跑线”为何如此拥挤?
我们的孩子从学前教育就面临层层障碍,一句话概括就是: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而最近曝出的北京上百家长为孩子入幼儿园排队8天8夜、幼儿园赞助费提高孩子无奈退学,以及因为管理不善各地发生的几起幼儿园孩子惨死的事件,都是幼儿园难题的外在表现。
为何我们孩子的“起跑线”如此拥挤?
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这几年,中国正处于第四次生育高峰,中间又有“金猪宝宝”、“奥运宝宝”等,导致出生人口数较前几年都有了不小的增加,2008年是1608万人,2009年是1615万人,都高于2006年和2007年的数字。这批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都会在这两年集中进入幼儿园。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幼儿园却明显没有做好准备。以北京为例,这个城市2006至2008年,三年新生儿共40多万,而现有幼儿园的接收能力只有22.6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幼儿园数量还在减少。据统计,1990年,北京市共有托儿所和幼儿园4793所,到了2009年只剩下1266所。
这不是北京一个城市的幼儿园难题,再如深圳,幼儿园的供需缺口也接近一半。2008年全国在园幼儿数约为2475万,不到全国3至6岁幼儿的50%。这也就是说,我们有近一半的孩子没有接受学前教育,人生在“起跑线”上就出现了不平等。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学前教育提出的远景目标是,2010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55%,2020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95%,2050年提高到98%。也就是说2008至2020年是学前教育快速发展时期,在园人数将从2500万人,迅速增长到5200万人。一句话,我们需要更多的幼儿园。
但是,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不能保证提供足够多的幼儿园。财政投入不足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而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却又是所有教育投入中最少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我们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大概只占到教育经费的1.3%,国际平均水平是3.8%,高的国家大概占到7%至11%。就在这些不足的投入中,又出现了不公平的对待。例如,北京市2008年市区两级财政的学前教育投入共7.41亿元,全部给了145所幼儿园,而北京市共有合法幼儿园1200多所。
财政投入的倾斜让145所幼儿园得到了足够的经费,发展成为示范性幼儿园——收费低、教师质量高,成为众多家长选择的对象,入园名额一票难求,大家只好找关系,拼背景。畸形的结构由此产生:政府投入的公立型示范幼儿园成了权贵幼儿园,权力是入园的“通行证”。如南京市一家知名公办幼儿园,只招80名孩子,却收到800多张“打招呼”的条子,比考公务员竞争更激烈。
公立幼儿园没权进不了,而好的私立幼儿园没钱也进不了。因为考虑到投入成本,私立幼儿园大都收费高,一个月几千元到上万元的托费当属正常,这显然是富人专利,中低收入者只能绕行,他们只能选择教育质量差、收费低的幼儿园,甚至是没有资质的“黑”幼儿园,而这类幼儿园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问题甚至导致惨案发生。
中国学前教育“扶强凌弱”的怪现状是与国外成熟的学前教育模式相违背的。被公认的好的模式是,保持半数以上的公办园,以调控、约束民办园的市场价格;其次,公办园遵循“排富原则”,而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如美国,优先安排低收入家庭、有特殊就学需要的幼儿上公办园。那些权贵和富商是不允许占用公共资源的。
为了我们的孩子都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的建议是,请政府增加投入;另外,在不平等使用公共资源时,更多倾斜给中低收入者,而不是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