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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我们开展“文理沟通”的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

　　新世纪，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于是，人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在客观上成为“推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日趋结合的理性力量”［3］。而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依靠科技方面的力量远远不能解决，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尽管相关的环保技术已经十分先进，但如果人们的环保意识依然薄弱，环保工作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就呼吁我们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然而，我国在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使中国教育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过于狭窄和片面。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注意还有一门与生产成就直接有关的科学，社会科学。那些每天看金融市场情况，了解当时行情……估计战争的可能性，而从这些材料决定他们经商措施的人们都是社会科学的学生。”［2］22斯宾塞还讲道:“让我们从父母的职责转到公民的职责。这儿我们要问，一个人要尽这些职责需要什么知识?我们不能说，尽这些职责所需的知识完全都被忽视;因为我们学校某些科目至少在名义上是同政治社会责任有关。此中唯一占重要地位的是历史。”［2］29从此可以看到，斯宾塞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比较价值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并把它们看作生产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科学教育中不应该对自然科学课程和人文课程扬此抑彼，而应该兼顾两者。故此，我们应该尝试采用综合化的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综合文理学科的教学。例如美国在1989年推出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报告强调，精选课程内容，而每门课程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知识及必要的技能训练，打破以往人为的学科界限，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通过这种尝试既考虑到了学生全面发展，又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爱好，这对我们沟通文理方面不得不说是一个好的参考与借鉴。

　　(四)为我们进行科学的教育评价提供了指导原则

　　“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活动中有关要素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1］265对中小学科学教育进行评价是判断科学教育实施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纵观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历史发展轨迹，“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贯穿始终，在对科学教育的态度上，也更看重科学教育功利性的一面，“使得我国的中小学科学教育长期徘徊在工具理性的阴影之下”［3］。这势必会造成科学教育的评价以分数定优劣，忽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结果导致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只局限于科学知识的掌握，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的养成，致使科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偏离了科学教育的目标。斯宾塞认为:“作为评价任何培养计划的最后考验，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否在学生中间造成一种愉快的兴奋……尽管从理论上看，某个做法似乎最好，但如果它不引起兴趣或比其他方法引起较少的兴趣，我们就应该放弃它。”［2］64对于科学教育来说，一方面应该努力促成学生在科学知识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应该像斯宾塞所说的那样，看科学教学是否在学生中间形成了一种兴趣倾向，这是衡量科学教学成功与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人是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媒介，“人既是掌握理论的主体而成为理论的载体，又是实践的主体。理论与实践便统一在这个中介‘人’身上”［4］。没有人这个最活跃的因素沟通其中，理论和实践只能是“两张皮”。所以，在实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方法上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科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